德国女摄影家艾芙琳·霍法（Evelyn Hofer，1922— ）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她的摄影生涯的。她的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，影响遍及都柏林、伦敦和纽约。她的照片同时也出现在诸如美国《生活》、英国《泰晤士报》、以及纽约《时代》等著名报刊杂志上。有趣的是，她被评论认为是“美国最著名的‘无人知晓’的摄影家”。
霍法的摄影作品不仅包括宽泛的主题，也有不同的风格样式。她最著名的影像涉及建筑、内景、风光，同时在静物和肖像方面也颇有建树。她坚信必须尊重客观对象，挖掘出她的主题中与生俱来的魅力。她似乎具有敏感的天赋，善于发现每一个对象的精神内核，或者找到被摄者的内心世界。然而在按动快门之前，她会花上大量的时间感受被摄对象。她需要进入现场，或者说尽可能离拍摄对象更近一点。在发现这一切之前，她是不会按下快门的。
霍法从不在新潮的艺术倾向前面随波逐流。她的作品要比前卫的先锋作品更为经典，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个性化的目击。她的目光善于精确地协调比率、构成、色彩以及光线。她的构成是微妙而细腻的。她善于把握现时的工艺媒介，并不追求特殊的效果。对她来说，技术仅仅是达到她最终目的的手段而已。
她的作品并非是阐释或纪实文本的摄影。她也并不需要让观众感到震惊。她对细节的发现有着天生的敏感。但是就其肖像作品而言，她不会让被摄者过于赤裸裸地暴露在镜头前。就在人物凝视镜头的那一瞬间，你可以在最终的照片中看到一种人情的关怀色彩。她在拍摄人像时有一个独特的方式，就是经常通过长时间的曝光完成肖像画面，因为她以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人物的精神品质。
霍法在她的自述中这样说道：
“我的摄影生涯始于瑞士苏黎世的学徒。那时候作为学徒必须给摄影家以报酬才能在摄影室里学习和工作。由于我的双亲准备移居墨西哥，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汉斯·芬斯勒教授执教的摄影学校——至少要有四年的时间。这样只能工作于两家不同摄影室：一家是使用徕卡拍摄肖像的女摄影家，就技术而言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；另外一家的摄影家使用8×10相机和页片。他仅仅使用5×7照相机和玻璃底版拍摄儿童肖像。
“我在每一个工作室里呆上三个月。然后我问汉斯·芬斯勒是否可以给我单独上课，因为实在没有时间进入他的班级。他同意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和善和有耐心的人，让我学到了很多。
“画家是幸运的。他们可以虚拟现实。我们摄影家必须面对眼前的一切。我喜欢绘画，因此深受其影响。比如伦勃朗，因为他所描绘的是人物的灵魂。我对另外一位画家也很入迷，我以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摄影家，这就是安格尔。我知道许多摄影家都受到他的肖像画影响，尤其是光线。
“我希望我的肖像看上去都不是摆布的。肖像的困难就在于让他们看上去不像摆布。我以为在开始拍摄之前必须要有敏锐的观察，然后引导他们回到你所希望的样子。
“我喜欢使用大画幅相机的理由之一，就是我不喜欢窥探人物。我希望他们知道我在拍摄他们的画面，希望他们和我合作。如果他们感到我试图让他们表现出某种不愿意的东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于是我尊重他们，我希望尊重我们的合作。
“对于肖像来说，我宁可选择黑白。但是当我作为助手时，那时候大多数杂志需要彩色。我喜欢黑白是因为皮肤的影调。有时候在彩色画面中，皮肤会呈现令人不舒服的红色。
“我在肖像摄影中最大的优势，我并不喜欢那些过于逼近的凝视的照片。我并不喜欢靠得太近，因为有一种不舒服的变形，尤其是鼻子会显得很大。于是我试图保持其柔性。胶片的选择和冲洗方式我也希望达到我喜欢的感受。4×5画幅和35mm画幅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整个过程，正如我所说的，后者的胶卷中有35个偶然性——接下来还需要通过接触印相来编辑。使用4×5相机，整个感觉完全不同。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偶然性。
“在我拍摄时，我希望最终的画面尽可能接近我所看到的和感受的。因此对胶片的选择和冲洗过程都经过实验。当我在弗罗伦萨拍摄建筑时，我希望画面呈现二维空间，有着强烈的对比。我选择了慢速胶片，标准冲洗。
“我希望让我的工作尽可能简单。我并不携带许多器材。在旅途中尽可能轻便。除了相机和镜头之外，还有胶片后背，包括一个波拉后背，胶片，以及三脚架。我需要不同焦距的镜头。因为我拍摄一切，比如建筑、风景、内景、肖像，都需要不同的镜头。一些镜头的拍摄都是和主题以及背景等发生有规律的关联。这是很重要的。比如一旦当我需要展示更大的空间和周围的细节时，就会用到广角镜头。
“肖像摄影也是观察和捕捉的过程。当我在都柏林工作时，我发现许多人会害羞并且不喜欢让人拍摄。于是我首先和人接触，就是谈话，不管对方是否愿意，总是展示我的尊重和诚意。”
就这样，霍法在她50年的摄影生涯中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画面，主题几乎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，在经典中透露出女性的细腻和灵性。至于为什么美国评论将其称之为“最著名的‘无人知晓’的摄影家”，我想不出理由。随着她的精美画册的出版，整个摄影界都会感受到她的存在。
